直播间兴起“代打电话” 主播称能赚钱但有点“擦边”******
直播间兴起“代打电话”：表白、整蛊、讨债……
主播称能赚钱但有点“擦边”
最近，“代打电话”在直播间兴起。网友只要打赏礼物，主播就可以提供“代打电话”服务。主播根据网友私信提供的电话号码、名字、想说的话，打出一通通电话。客户要求五花八门，有表白、送祝福的；有整蛊、讨债的；还有联系前任、测试男女朋友的。每个直播间，围观主播打电话的从一二十到几千不等。有人入行4个月挣了4万元，有的主播一天直播8小时，日入千元。律师表示，提供他人电话涉嫌侵犯他人隐私权；对于主播代打电话问题，因涉及内容不同，所产生的法律后果也不同；网友进行打赏委托，若主播实施违法行为，网友与主播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平台也应肩负起应有的监管责任。
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 万惠娟
记者蹲守“代打电话”直播间 有人表白，有人测试男友
2月1日晚10点，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进入一个代打电话直播间，主播是位年轻女生，长相甜美，声音温柔，微笑说着：“大家给我点点赞，想说的话私信发我，还有要打电话的吗？”直播间显示观看人数8586人， 点赞5.3万次。
评论区有人问：“打电话要怎么下单，送啥礼物？”
主播：“礼花筒排队，热气球插队，刷完把号码、姓名、想说的话私信发给我就可以。”
留言者：“男友一直不接我电话，你打一下，看他接不接别人电话？你假装是租客，要租房子，他是中介。”
主播：“可以的，送热气球立马打。”
直播间很快出现“热气球”特效礼物，主播接单并打通对方提供的电话号码，同时手机开了免提，几声提示音后通话自动挂断。主播告知留言者对方不接电话，留言女生回复称：“知道了，谢谢主播。”对于主播来说，打了一次，就算完成任务了。电话打不通也算一单，照价收费。
记者围观一小时，主播共拨打了14通电话。
主播：“您好，这里是留言电台，你的朋友说暗恋你三年了，你过得还好吗？”
对方回复：“我有男朋友，祝他幸福！”
主播：“您好，您的朋友托我给您打个电话，我这边是情感电台代打电话的。她说好久不见，想问问你最近怎么样？”
对方回复：“我都不知道你是谁。”
该直播间“代打电话”多以表白、道歉、测试为主。其间，有网友问：“朋友欠我钱，可以打电话让他快点还吗？”主播回复：“咱不打这种电话，去找催收，我们直播间不讨债、不骂人，文明直播。”
深夜近百位主播在“代打电话” 整蛊、催债，还有打电话催人挪车
深夜11点多，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在某短视频平台搜索“代打电话”，发现有92位主播正在直播，约80%为女主播。很多账号直接命名为“代打电话”，有的则添缀“情感电台”“情歌传声”等。代打电话的方式基本都是关注主播账号，打赏一个“墨镜”或“礼花筒”，人多的时候得排队，送“热气球”可插队(墨镜价值9.9元，礼花筒价值19.9元，热气球价值52元)，把对方的号码、称呼、想说的话私信给主播即可，然后主播一一打过去。
打过去之后，主播会先告诉对方，这里是代打电话的，然后主播把打赏者想说的话跟对方说一遍。也有不少直接挂电话，以为是骗子，或者是没打通的。
除了送祝福、表白、道歉、整蛊、测试，有的“代打电话”主播还提供骂人、讨债、催人挪车等服务。
一位来自福建的主播，粉丝有2.8万人，直播间有上千人在线，一场直播点赞有5万次，主播在直播间透露，她一天直播八个小时，打100通电话，跟上班没什么区别。记者算了一笔账，按照一个墨镜10元来算，平台扣一半，主播能赚5元，一天打100通电话，利润就是500元。
“代打电话”的主播们，有全职也有兼职。有位在大学宿舍里直播的女生直接表明自己是“大学生，兼职赚零花钱，希望大家多多点赞”。记者发现，并不是每个“代打电话”直播间都很火爆，一个刚开播两天的直播间人数只有十几人，主播一直在跟大家唠嗑，半个小时都没接到单。
入行4个月，挣了4万元 主播：在平台其实算“擦边”
主播巷子(网名)从2022年10月至今已直播了112场。偶然一次网上“冲浪”，他看到别的主播在直播间帮人代打电话，觉得应该会有市场，于是开始尝试。他告诉记者，这不算新兴行业，只是最近在短视频平台兴起，“早期电台就有这样的情感节目，热线电话打进去，主持人帮你打电话，把你不敢说的话传达出去。”
巷子说，帮别人打不敢打的电话，没有什么高深的套路，核心逻辑就是帮别人解决问题。“一般都是表白、道歉、分手、祝福之类的，找陌生人帮你打电话，一通只要10块钱，不是很贵却能满足自己的情感需求，下单人多也说明这块的市场需求还是蛮大的。”
巷子每天直播两三个小时，直播间人数从几十到几百不等，每次直播大概要打三四十通电话，4个月大概挣了4万元。“代打电话的主播时薪差不多在50元到200元之间，勤快一点、流量好一点的日入千元不成问题。”
巷子坦言，“代打电话”在平台规则里其实算有点“擦边”，他曾“因透露个人隐私信息或可能骚扰他人正常生活”的原因被平台封禁直播1天。“每个主播都有自己的底线，对于我本人来说，讨债、骂人的单都不接。‘代打’确实涉及到获取他人信息，但我不会非法使用这些信息。”
除了每天自己直播，巷子还教学生，上个月就收了七八个学员，每人收费几百元，教他们如何入门，“手把手教，我怎么做就教他们怎么做，一直到他们能独立直播，挣到钱为止。”他说，这行虽然门槛低，但想做好却不容易，“有一些运气成分在，这源于你直播间互动的内容，如果刚好你打电话过去，对话内容可以满足大家的猎奇心理，直播间一下涌进几千人都有可能，其实我们就是在直播间卖内容。”
律师：侵犯他人隐私权 主播、网友、平台承担不同法律责任
提供他人电话等信息是否侵犯他人隐私？整蛊、讨债、测试男女朋友等这种行为侵犯了他人什么权利，有哪些法律后果？主播、打赏的网友及平台需要承担不同的法律责任吗？
对此，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咨询了江苏圣典律师事务所饶奋斌律师。饶律师表示，首先，提供他人电话涉嫌侵犯他人隐私权。其次，对于主播代打电话问题，因涉及内容不同，所产生的法律后果也不同。饶律师说，如主播多次对他人实施整蛊行为或测试男女朋友的，干扰他人正常生活，公安机关可处拘留或者罚款；如主播辱骂他人，对他人实施侮辱行为，公安机关可处拘留或者罚款，情节严重的则涉嫌侮辱罪或构成寻衅滋事罪，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对于讨债类型，如主播接受委托进行电话讨债，未实施辱骂行为，属于民事纠纷，如果半夜拨打电话，干扰他人正常生活则构成骚扰，应当受到行政处罚。
饶奋斌律师表示，网友进行打赏委托，若主播实施违法行为，网友与主播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对于平台，如未落实主体责任，建立直播内容审核平台，则可能面临被警告、责令限期改正的法律风险。
东西问·中外对话 | “银发浪潮”汹涌而来，世界能给中国哪些启示？******
中新社北京6月8日电 题：“银发浪潮”汹涌而来，世界能给中国哪些启示？
中新社记者 阚枫
当“老龄化”伴随“少子化”，“一老一少”成了很多国家面临的世界性难题。
2021年的中国经济数据显示，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超过2亿，占全国人口的14.2%，已达到“中度老龄化社会”的指标。
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遇到“银发浪潮”，如何将“老年负担”变“长寿红利”，这是中国必须攻克的大课题。
环视全球，西欧是最早开始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地区，而亚洲国家中，日本、韩国都有应对老龄化的丰富经验，东西方社会可以给中国提供哪些“他山之石”？
就此，中新社“东西问·中外对话”邀请日本国立社会保障和人口问题研究所副所长林玲子，韩国东国大学原社会学教授、中国研究所所长金益基，荷兰鹿特丹伊拉斯谟大学和荷兰跨学科人口研究院(NIDI)访问学者、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和公共政策教授、老龄化中心主任贝斯图与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杜鹏展开对话。
专家们表示，老年人群并非社会负担，而是巨大的社会资源。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并不一定由人口数量决定，而在于人口政策能否最大化激发人力潜能。中国需要适应新的人口现实，充分利用所拥有的人力资源，释放社会中人口的全部潜力，从依靠“人口红利”转向收获“人才红利”。
对话实录摘编如下：
与人口数量相比，人口政策更重要
杜鹏：对于老龄化，中国舆论中出现了对人口抚养比和经济增长动力削弱的忧虑情绪。在人口政策调整和社会配套跟进方面，日韩两国有什么需要特别提醒中国的经验之谈？
林玲子：社会经济发展并不一定由人口数量决定，而在于人口政策能否最大化发挥人力潜能。一个能够充分发挥现有人口能力的政策，比单纯的人口数量更重要。亚洲国家必须适应逐渐增多的老年人口，从而相应地调整政策。
金益基：韩国社会已经历过20世纪60年代以来人口变化的主要阶段，出生率和死亡率都开始下降。现代化、社会经济发展、人口计生政策等社会经济因素都对韩国人口变化产生了影响。1996年开始，韩国政府改变了政策风向，由限生转向促生，但这为时已晚，日本和韩国的促生政策都没有收到实效。
资料图：韩国首尔明洞街头。图片来源：视觉中国杜鹏：贝斯图教授在新近的学术论文中认为，如果人力资本得到快速增长，低生育率可能不会对中国未来几十年的持续发展构成大的障碍。能否概述得出这一结论的过程？
贝斯图：这是基于沃尔夫冈·卢茨提出的“人口新陈代谢”概念得出，即一个人口老龄化社会，如果受教育程度相对更高，人们的技能水平相对更高，且人力资本的改善可以转化为生产力提高，这种人力资本的转变就可抵消人口结构变化带来的影响。中国需要适应新的人口结构现实，释放社会中人口的全部潜力，而不仅仅是创造和要求更多的人口资源。
让年轻人生孩子，什么才是他们最想要的？
杜鹏：应对低生育率，世界不少国家的经验大致分三个方面：从产假、育儿假等方面给予时间支持，从津贴、减税等方面给予经济支持，从托育照护等方面给予服务支持。从大家的经验观察，年轻人想要的是什么？
林玲子：日本人尤其是男性，通常工作时间很长，所以日本一直以来都尝试着对工作风格、工作方式进行改革。但是最大的影响是新冠疫情带来的，居家办公的人一下子多了起来，尤其是2021年，结婚率上升了。如果远程办公、弹性办公方式继续下去，可能会给年轻人创造比较好的条件。除此之外，产假和陪产假，还有诸如津贴等经济支持也很重要。
金益基：韩国政府效仿北欧国家的“工作—家庭平衡”政策，但是韩国政府没有做到为工作女性提供充足的福利，甚至对男性来说也没有一个切实有效的环境(提高生育率)。提高生育水平，弹性工作和陪产假都是必不可少的，这也是韩国年轻人最想要的。
贝斯图：工作单位政策必须要和国家政策同步，提供更好的工作环境，同时也要在家庭内部平衡男女角色，男女双方都应在照顾孩子和家务中作出同等贡献。
少子化和低生育率本身，与其说是一个生育问题，不如说是社会其他问题的表征。比如年轻人要照顾孩子、父母、伴侣的父母，压力太大，政府确实想支持生育，但要想达到目标，可能要先在老年护理领域投入资金，去分担劳动年龄人口肩上的担子。
资料图：一些孩子在家人的带领下走进农田参与劳动。中新社发 王俞 摄 图片来源：CNSphoto应从“人口红利”转向“人才红利”
杜鹏：老年人群并非社会的负担，而是巨大的社会资源。在开发“银发资源”方面，日韩的经验能给中国带来哪些启示？
林玲子：不能认为老年人寿命的延长会带来社会负担。日本人口确实是在减少，但预期寿命每年都在延长，这就意味着，增加的老龄人口放缓了整体人口减少的趋势。传统意义上的劳动人口确实在减少，但是如果考虑到健康的老人数量在增加，那么实际劳动人口并未大幅减少，我们要做的是促进就业，促进老年人就业。
金益基：韩国正制定各种计划为老年人创造就业机会，制定了各种扶持计划。我们成立了韩国老年人力开发院，全面统筹相关工作，该机构正致力于为老年人提供适当的就业机会和参与社会活动的机会。
杜鹏：贝斯图教授近期在文章中写到，中国要适应人口格局的巨大变化，逐步从依靠“人口红利”转向收获“人才红利”。西欧国家在这方面有哪些经验和教训可供中国借鉴？
贝斯图：每当讨论老龄化带来的负担时，我们必须准确地定义“负担”所代表的实际含义。我之所以谈到这种人力资本红利，是因为如今的年轻人与50、60、70年前的年轻人有很大不同。他们所掌握的技能、面临的机遇，如果被转化为更高的生产力，实际上就可以产生这种红利。我们应该考虑如何改进劳动力市场的整体结构，而不是把老年人或60岁以上的人群割裂出来看待。
资料图：辽宁沈阳一公园内，一群爱好冰球运动的退休大爷组建冰球队进行比赛。如何让人们接受“延迟退休”？
杜鹏：当前，“延迟退休”是中国社会热度较高的话题，其他一些国家也同样面临这一问题，如何在全社会达成延迟退休的共识？又如何做好配套制度安排？
贝斯图：在英国，退休和养老金之间的联系已不那么紧密，没有所谓的退休年龄。你的公司不能强迫你在60岁或65岁，或其他任何年龄离职，除非有一些非常具体的正当理由。这与养老金年龄不同，领取养老金的年龄仍然是固定的。所以，你可以选择退休，选择离职，但你无法在特定年龄之前领取养老金。这可以防止人们在他们真正想离职前就被迫失去工作。
人们说这会剥夺年轻人的工作，让人工作到六七十岁会增加年轻人口的失业率，但我认为这种说法缺乏证据，我们应该考虑人们在不同的年龄阶段如何承担不同的工作。
林玲子：我们必须区分退休年龄和领取养老金年龄。日本正将养老金领取年龄从60岁提高到65岁，但我们决定不再往后延迟，因为保持养老金体系可持续性很重要，这样人们才会信任它。目前，我们可以选择从70或75岁开始领取养老金，如果延迟领取，获得的养老金会更多。
至于退休年龄，必须让它变得灵活，这样未来工作市场才能更灵活。我们可以为人生设立一个“第一工作阶段”，从20多岁到50岁，这个阶段，我们会结婚生子。到了50岁，孩子长大成人，就可以开启“第二工作阶段”，从50岁开始积累新的经验。我们可以工作到60岁或70岁以后，甚至80岁或100岁。这种退休年龄的设定是创造新型社会或适老社会的关键。(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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